《吴子兵法》,中国古代著名兵书,《武经七书》之一。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,战国末年即已流传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“吴起四十八篇”,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均载为一卷。今有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及明、清刊本,存图国、料敌、治兵、论将、应变、励士六篇,分上下两卷。
《吴子》继承和发展了《孙子兵法》的有关思想,在历史上曾与《孙子》齐名,并称为“孙吴兵法”,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。现有日、英、法、俄等译本流传。
《吴子》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,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。这时,军队成分的改变,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,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。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、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。
《吴子》主张“内修文德,外治武备”(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,下同),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,所谓“文德”,就是“道、义、礼、仁”,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。认为“民安其田宅,亲其有司”,“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,则战已胜矣”,强调军队、国家要和睦。所谓“武备”,就是“安国家之道,先戒为宝”,必须“简募良材,以备不虞”。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、强兵、刚兵、暴兵、逆兵等不同性质,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,反对穷兵黩武。
它主张兵不在多,“以治为胜”。治,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:“居则有礼,动则有威,进不可当,退不可追,前却有节,左右应麾,虽绝成陈,虽散成行,……投之所往,天下莫当。”要求选募良材、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,作为军队的骨干,并“加其爵列”、“厚其父母妻子”;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,使“短者持矛戟,长者持弓弩,强者持旌旗,勇者持金鼓,弱者给厮养,智者为谋主”,以发挥各自的特长;按照同乡同里编组,同什同伍互相联保,以对部众严加控制;采取“一人学战,教成十人;十人学战,教成百人……万人学战,教成三军”的教战方法,严格训练;明法审令,使“进有重赏,退有重刑,行之以信”,做到令行禁止,严不可犯;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,共安危,奖励有功者,勉励无功者,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,以恩结士心,使其“乐战”、“乐死”;要“任贤使能”,选拔文武兼备、刚柔并用、能“率下安众、怖敌决疑”的人为将。
它强调料敌用兵,因情击敌。针对齐、秦、楚、燕、韩、赵六国的政治、地理、民情、军队、阵势等不同特点,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。例如:对齐作战,“必三分之,猎其左右,胁而从之”;对秦作战,先示之以利,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,再“乘乖猎散,设伏投机”;与楚作战,则“袭乱其屯,先夺其气,轻进速退,疲而劳之,勿与争战”;同燕作战,则“触而迫之,陵而远之,驰而后之”和“谨我车骑必避之路”;与韩、赵作战时,则“阻阵而压之,众来则拒之,去则追之,以倦其师”。
它还强调“审敌虚实而趋其危”。指出有八种情况,不需再卜问吉凶,即可向敌进击,在十三种情况下要“急击勿疑”,旨在乘隙蹈瑕,不失战机;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,要“避之勿疑”。并进一步指出“用兵之害,犹豫最大;三军之灾,生于狐疑”。它还注重“应变”,提出击强、击众、谷战、水战、围城等具体战法。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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